在市場經(jīng)濟中，由于資源的有限性、稀缺性以及利益的分配不均，自然出現(xiàn)對資源與利益的爭奪現(xiàn)象，于是在兩個或多個商事主體之間發(fā)生沖突和糾紛也就在所難免，這就需要建立有效的社會糾紛解決機制來控制和消減這些沖突與糾紛，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商事糾紛解決方式很多，一是“協(xié)商”或者“和解”這種依靠商事主體自行解決糾紛的自力解決機制，二是依靠訴訟這種國家公權力來解決糾紛的公力解決機制，三是依靠非訴訟解決機制――仲裁方式來解決糾紛。

　　摘要：仲裁已成為解決商事糾紛的重要途徑。究其原因，一是意思自治、一裁終局等現(xiàn)代通行的仲裁理念獲得商事主體的普遍認可;二是仲裁能夠更大程度上滿足當事人既解決糾紛又節(jié)約成本的雙重要求。因此，仲裁的成本優(yōu)勢使得仲裁成為商事主體在尋求糾紛解決方式時進行成本比較而做出的理性選擇。

　　關鍵詞：搜論文知識網(wǎng),仲裁,成本優(yōu)勢,民間性,自治性,中立性

　　仲裁又稱公斷，是解決商事糾紛的一種民間方式，它排斥國家司法權力過度介入，而由雙方或者多方當事人之外的仲裁機構對糾紛居中評判并作出裁決。這種解決方式之所以能夠獲得商事主體的普遍歡迎和認同，其根本原因在于仲裁具有其他糾紛解決方式所沒有的優(yōu)勢。從經(jīng)濟分析的角度來說，當事人對于糾紛解決方式的選擇往往是通過成本優(yōu)勢來作出比較分析，而仲裁方式恰好能夠更大程度上滿足當事人既解決糾紛又節(jié)約成本的交易要求。

　　一、用仲裁方式解決商事糾紛的成本優(yōu)勢――與訴訟之比較

　　仲裁之所以越來越受到更多商事交易者的親睞，是因為它具有訴訟所沒有的成本優(yōu)勢。能影響仲裁與訴訟糾紛解決成本的因素有以下幾個方面(見表1)。

　　(一)從性質(zhì)上看，仲裁機構的“民間性”是其解決商事糾紛的成本優(yōu)勢的決定性因素

　　商事仲裁從誕生之時起，“民間性”就是商事仲裁的根本屬性。早在古希臘和古羅馬時期，隨著經(jīng)濟的發(fā)展，商事交易隨之增多，同時，商事糾紛也大量產(chǎn)生，商事交易者們?yōu)榱俗非笮�率、公正，自覺地選擇出受尊敬、有威望的人士居間裁判，并相約遵守此裁斷，于是有了最初的仲裁。當時的仲裁還都屬于臨時仲裁。這樣的仲裁模式充分體現(xiàn)出公正、高效、成本低廉，與政府無關等優(yōu)勢與特點。隨著仲裁的進一步發(fā)展，與政府無關這一特點成為了仲裁所有特點中最根本的特點，正是這一特點，使得仲裁機構不是國家機關，而是社會組織，同其他社會組織如律師協(xié)會、快遞協(xié)會一樣，具有”民間性”，處于中介和橋梁的地位。仲裁機構從設立到運作解決糾紛，都是民間的意愿，與政府的強制性和公權力無關，也正是這個原因，國家一方面不用花費精力去考慮如何運作，另一方面也不用考慮撥給資金予以扶持。

　　當然，”民間性”也是商事仲裁能被各國當事人所接受的重要因素，并且還是仲裁裁決能被《承認與執(zhí)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各締約國法院承認與執(zhí)行的前提條件。仲裁在解決商事糾紛方面所體現(xiàn)出來的作用是作為國際司法機關的法院所無法取代的，因為具有“民間性”，仲裁機構本身和仲裁糾紛的過程都不受政治、經(jīng)濟、軍事、外交等公法因素的影響，純粹看重的是效率、公正以及更專業(yè)化等私法因素。甚至因為其“民間性”，仲裁這一行為會變得不再有地域之限制(仲裁依然有國籍，是各國法律加以規(guī)定的，這是司法機關對仲裁監(jiān)督的一個方面)。基于上述，仲裁機構的“民間性’是其解決商事糾紛的成本優(yōu)勢的決定性因素。

　　(二)從自治性看，當事人充分的意思自治是其解決商事糾紛的成本優(yōu)勢的內(nèi)在基礎

　　仲裁市場具有開放性，不是封閉和壟斷的。各國仲裁法都賦予商事主體獨立自治。意思自治是16世紀法國國際私法學者杜摩蘭提出來的，被譽為是資產(chǎn)階級史上一顆璀璨的明珠。而仲裁就恰好引入了這顆明珠，這使得仲裁這種解決糾紛的方式先天地有一種優(yōu)勢，那就是當事人的信任。因為當事人甚至有權約定審理的方式，有權決定仲裁程序是否繼續(xù)進行等。作出仲裁裁斷的人或團體不具有國家公權力，仲裁裁決的執(zhí)行完全依靠當事人的事先約定及其自覺性和自我約束力。故，仲裁者的權威、較強的自治意識以及當事人的誠信和自覺共同構建起了仲裁的又一特點。

　　反之，采用訴訟這一途徑解決糾紛，從管轄、起訴、開庭、審理、判決到最后判決的承認與執(zhí)行都與當事人意愿無關。在這一解決爭議途徑中，當事人失去了意思自治選擇權，也就失去了降低成本的最優(yōu)配置。

　　(三)從審級看，一裁終局提高了商事仲裁的效率

　　眾所周知，效率是商業(yè)社會的基本要求之一。在商事爭議的解決方式中引入效率概念，是因為通過訴訟程序解決爭議要消耗大量的經(jīng)濟資源，而現(xiàn)代社會爭議日益增多，但資源卻是固定有限的。如何投入有限的資源去最大限度地解決盡量多的社會糾紛，如何在保持公正的基礎上提高解決糾紛的效率，是現(xiàn)實生活中最令人關注的問題。不注重提高效率，導致超期限的拖延，各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得不到及時的救濟和維護，對當事人任何一方而言，都是不公正的。所以，仲裁的高效率成為判斷其優(yōu)勢的重要標準。

　　仲裁是否是一種商事爭議最優(yōu)的解決方式，還必須從商事爭議主體的整體消費偏好來進行分析。而商事群體的消費偏好，屬于群體理性的綜合反映。商事群體的爭議解決，會因追求高效率而要求爭議解決程序能夠更快捷，而仲裁程序設計中的一裁終局的模式，恰恰很好地符合了上述需求，保證了商事爭議獲得快捷及時的處理。不過，如果追求效率的同時忽視了公正的要求，哪怕再有效率也無法獲得商事交易者們的認同，故實現(xiàn)仲裁的公正性保障，將是滿足商事消費偏好需求的必不可少的制度設計。當然，一裁終局，并不意味著仲裁就失去了相關的救濟手段。如果因為明顯的不公正行為(比如在仲裁員選擇和裁判上存在腐敗行為)，則當事人仍然可以尋求訴訟途徑的救濟予以撤銷仲裁裁決。借助于不同性質(zhì)的救濟力量，意味著商事交易者在公正這個標準上也獲得了先天的保障。

　　相反，世界各國的訴訟一般被設計為“兩審終審”甚至“三審終審”，審級的增加必然會派生出“久拖不決”的現(xiàn)象，大量的時間、人力和物力的消耗必然也會大大增加解決爭議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