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也推動著整個經濟體制的發展，各個國家根據本國國情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方式也不一樣，本文是一篇經濟師職稱論文發表范文，主要論述了國外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主要做法。

 　　摘要：由于世界各地區之間在科技資源稟賦、產業結構、教育培訓以及參與創新的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等方面存在著差異，各國在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方式和發展的重點上形成了不同的特色和趨勢，進而形成了不同的發展模式。本文選擇了美國硅谷、芬蘭及韓國大德這些典型國家和地區，分析總結其主要做法和經驗，以期對于促進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有所借鑒與啟示。

　　關鍵詞：國外,高新技術產業,主要做法,經驗總結

　　在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已經成為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主旋律，各國都制定了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政策和措施。分析總結國外典型國家和地區的主要做法和經驗，對于促進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具有借鑒意義。

　　一、國外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主要做法

　　(一)美國――市場驅動模式，以市場手段為產業構建良好的科技創新環境

　　美國硅谷是典型的市場牽引型技術創新模式，政府不用下大力氣進行投入、配置資源，政府所做的就是制定完善的制度，讓市場自動運行。

　　完善的市場環境。硅谷的運作機制是完全的市場化，政府不會直接干預市場，但在市場需要它保障和引導的時候，政府會通過相應的政策來幫助市場正常合法運作。市場機制根據投資機構的經營業績來進行投融資，依據市場規則把技術專家和創業資本商聯系起來，將最優資本和最新技術等資源按照市場規律進行優化配置。完善的市場體系還體現在市場退出機制。美國完善的資本市場擁有主板市場、二板市場、納斯達克市場和地方性證券市場4個層次，特別是納斯達克市場，為美國硅谷創業公司上市創造了上市融資的有利條件，也為美國的風險投資提供了良好的退出通道。為規范市場行為，促進科技創新，政府出臺了《小企業法》、《小企業經濟政策法》、《國家合作研究法及其修正案》、《聯邦技術轉讓法》等一系列法律規定。

　　成熟的風險投資機制。政府對風險投資的支持，首先是稅收優惠。1986年頒布《稅收改革法》規定按投資額的百分比減免所得稅，1997年《投資收益稅降低法案》進一步降低投資收益稅，兩次通過稅收法案使資本利益稅率從49.5%降至20%。其二是允許養老基金管理者從事風險投資，保證風險投資有足夠的資金。其三是改革風險投資公司組織形式，將個人獨資投資公司改制為合作制和股份制公司，達到分擔風險和實現共贏的目的。其四是推行小企業投資發展計劃，風險投資者和風險企業如果投資于高科技、高風險的小企業，政府將向其無償提供資金支持及虧損補貼。最后，美國政府加強風險基金的立法與管理是確保風險基金按照市場規律運作，公平競爭、有序發展的重要保證。如小企業投資法(SBIC)、小企業研究計劃(SBIR)，知識產權保護政策，美國對外貿易政策等都有力地支持了風險投資的發展。

　　特殊的社會文化氛圍。硅谷文化是典型的美國文化，是一種鼓勵冒險、寬容失敗、樂于合作的創新文化。勇于冒險的精神一方面體現在區內的創業者甘冒風險努力地創辦新公司，而不滿足于在大公司一步步地發展，另一方面體現在硅谷人在區內公司間的高流動率上，在硅谷每年的跳槽率高達35%。硅谷的創業者不畏懼失敗，而且硅谷所特有的技術環境和風險資本的集中為失敗者重新研發技術、繼續創新創業提供了技術支持和金融支持。硅谷的合作精神既包括老企業給予新企業的建議與資金上的支持，上游企業給予下游企業的技術指導與需求導向，也包括各公司工程師之間非正式的合作與交流，以及公司內部各層次員工間的聯系與溝通。

　　(二)芬蘭――中小企業集群模式，以集中優勢為產業帶來集聚效應

　　芬蘭的國家發展體系十分重視高新技術產業中的成長型企業，企業一直被看作是高新技術創新和應用的主體，也是技術成果的直接受益者。

　　扶持高新技術產業中小企業的發展。一是政府直接資助。芬蘭國家技術創新局(TEKES)、芬蘭國家研究與開發基金(SITRA)和芬蘭國立技術研究中心(VTT)號稱芬蘭創新體系中三大公共板塊，負責向芬蘭各界的創新活動提供急需的資金和技術支撐。芬蘭國家技術創新局資助的主要項目是針對中小企業的技術創新，每年資助2000多家中小企業，2008年為公司、大學和研究所在研究高新技術產業創新方面的活動資助5.16億歐元。

　　二是政府搭建平臺。隸屬于芬蘭貿工部的國家技術開發中心在芬蘭各地設有14個經濟開發中心，每年的服務對象有近3000家公司企業、50所高等院校和800多個研究機構，為企業和研究機構之間的合作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也促進了企業和高等教育機構在技術研發領域的密切合作，在芬蘭有70%的公司與綜合性大學和應用科學類院校開展不同形式的研發合作。像芬蘭這樣的小國家，其尖端的高新科學技術必須走出國門才有市場需求，但對于中小企業來說難以在他國設立工廠和分支機構，像TEKES這樣的芬蘭政府機構在海外設立辦事機構，幫助中小企業找到海外合作伙伴，進行項目合作和開發。

　　三是政府參與風險投資。芬蘭國家研究與開發基金(SITRA)是第一個以高新技術產業為對象的風險投資基金，它隸屬于芬蘭國會，依法獨立運作，主要是支持中、小型技術公司。投資方式主要是以種子和啟動基金資助創新性活動，或為研究與開發(R&D)成果的商品化提供支持，項目成功后獲取的回報用于擴大投資。各地方政府也積極支持和參與地方風險投資基金的組建。如有赫爾辛基市政府、愛思堡市政府出資合股與科技園、SITRA等共同組建的“斯平諾風險投資種子基金”，還有芬蘭發明基金，KERA風險投資公司(政府為主要股東)及一大批私人風險投資公司。

　　促進合作。芬蘭國家技術創新局(TEKES)在選擇為項目提供資金時，有一套非常清晰的標準，要求有大學作為合作伙伴;如果是為大學和研究機構提供資金，他們也必須有公司作為合作伙伴或者有公司共同資助。在小型與大型企業合作方面，也有相應的資助標準。政府創新基金等機構在為大型企業提供技術研發項目資金支持時，會要求這些企業盡可能吸收更多的中小企業參與這些項目，這是獲得政府資金支持的必要條件。在芬蘭，即便再大型的企業，比如諾基亞，都需要各種擁有全球領先技術的小企業來為它服務，提供全方位不同的高新技術。國家技術開發中心、芬蘭貿易協會、企業聯合會等組織機構都致力于為企業與大學、研究機構，或者企業與企業、國內企業與國外企業的合作搭建平臺、牽線搭橋。 　　(三)韓國――產學研合作模式，以技術資源共享為產業發展助力

　　韓國大德科學城也是政府主導的發展模式，其成功的經驗在于建立了以企業為主體、產學研兩方或三方聯合研發的高新技術創新模式。

　　政府力推產學研合作。國家級科研課題承擔對象的選定推行產學研優先政策，國家科研院所的研發設施對產學研優先開放，不斷擴大對產學研信息、人才交流和人才培養的支持。由政府組建的研究開發信息中心，對各專業信息中心進行綜合調整和技術支援，并向企業提供國內外科研動向、各產業技術發展狀況、最新技術成果和專利信息;政府還設有技術開發洽談中心和新技術成果實用化支援機構，協助企業實現新技術成果。此外，政府還將產學研合作納入法律框架之下，頒布實施《合作研究開發促進法》和《科學技術革新特別法》，把產學研合作研究正式納入法制的軌道。此外，頒布實施《技術轉移促進法》，在計劃制定、專門機構組建、經費支持及基礎平臺構筑等方面，對產學研合作均做出明確規定。

　　企業、大學、研究機構既有分工又有協作。企業設立的研究所主要承擔本企業生產所需的技術研發任務，具有針對性強、成果轉化直接便捷的天然優勢。企業除獨立研發外，還采取與政府研究機構聯手攻關及委托研究等多種方式開發新技術。大學承擔教育和科研雙重任務，為推進產學研合作，韓國政府做出了一些重大改革舉措，如在理工科大學內設立由大學直接任法人的專門研發機構，促進大學企業化，借以強化對企業技術開發的支援;設立大學內的“產學協作技術股份公司”，開展對企業的風險投資或以技術入股方式同企業進行合作;根據企業對創新型人才的需要改革人才培養模式、改編課程設置，并采用產學掛鉤的獎學金制度等。由韓國政府全額撥款或資助的國立、公立研究機構是技術研發的“國家隊”，承擔基礎研究和核心產業技術應用研究，為促進“國家隊”的研究成果迅速轉化為產品生產，一是采取研究機構與企業直接掛鉤，以“合同制”方式為企業解決生產技術課題;二是研究機構主動根據企業需要確定研究項目，將所研發的技術以專利形式向企業出售;三是研究機構與企業聯合攻關，協作推進技術研發。

　　二、借鑒與啟示

　　通過對以上國家和地區的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模式和科技創新政策導致了不同的效果，盡管體制不同、區域資源稟賦不同、發展的歷史進程也不同，但這其中仍有許多共同的內在接點，而這些正是值得我們借鑒和獲得有益啟示的地方。

　　(一)政府引導扶持，充分挖掘市場潛力

　　協調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產業發展模式有政府主導型，也有市場主導型，但大部分都是來自于政府的主導和推動。美國是市場體系非常完善的國家，在硅谷的發展建設中政府的介入程度很低，成為幕后工作者，只承擔政策引導和環境營造的職能，這樣既保證了市場競爭的最大自由化，給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和科技創新提供了自由發揮的空間，又能夠讓市場自由選擇，提高了資源要素配置的效率。而對于市場體系不夠完善、市場能力較弱的國家，政府對產業發展提供適當的支持與幫助，有利于產業的形成和快速發展。但必須明確的是，政府的作用再大也不能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企業才是技術創新的主體。政府的作用主要是提供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環境的制度供給，這是政府“適度參與”的內涵所在。

　　促進高新技術創新網絡集群的形成。從以上國家和地區的做法中可以看出，他們都是走高新技術創新網絡集群的道路，政府通過不同的政策和平臺吸引高新技術創新要素的集聚，創新要素的組合，縱橫交錯、相互碰撞催生出新的創新思想、創新模式、創新方法和創新組織、創新產品。創新網絡集群所構成的有機體能夠快速響應創新的變化和需求，具有很強的靈活性和開放性，有利于創新的產生。同時，創新活動將高新技術創新網絡集群中的各類組織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形成溢出效應和規模效應，有利于形成高新技術創新的市場，提高創新的效率和創新輻射能力。

　　(二)關注法制及文化氛圍建設，形成有利于產業發展的大環境

　　注重法律環境建設。上述國家中，各國都很重視高新技術產業相關法律法規的建設，從制度上規范產業創新活動、協調市場競爭，從根本上保障高新技術創新得以實現。例如，韓國的《合作研究開發促進法》、《科學技術革新特別法》和《技術轉移促進法》有力地促進了產學研的合作及高新技術研究成果迅速轉化成生產力。在法律法規建設方面，美國最為突出，它力圖通過法律的健全來嚴格規范技術創新主體的市場行為，使各大小企業有法可依，有法可循。如為了促進中小企業的科技創新，美國政府先后制定了《小企業投資法》、《機會均等法》、《小企業經濟政策法》、《小企業技術創新發展法》、《小企業投資鼓勵法》、《小企業公平稅收法》和《小企業主孵化法》等法律;為提高高新技術的研發效率，美國政府制定了《大學和小企業專利程序法》、《國家合作研究法及其修正案》、《聯邦技術轉讓法》等。健全的法律制度是成熟的市場機制的表現，不但可以規范技術創新活動，同時也從法律的角度對高新技術進行保護，使產業發展走上市場驅動而不是完全靠政府推動的良性發展道路。

　　營造創新的文化氛圍。對創新來說，其中最重要的條件就是創新的文化，它包括開放、包容、好奇心、集思廣益、傾聽的能力、樂觀進取的作風，還有企業家精神等。美國硅谷、韓國大德之所以能形成競爭優勢，與其崇尚競爭、寬容失敗、敢闖敢試的創新文化密不可分。如今城市利用自身有形的硬性資產和無形的軟性資產來相互競爭，同時適時地對它們加以協調，其中無形的軟性資產所發揮的作用愈來愈大，而文化正是無形的軟性資產的核心。創新文化還特別強調知識的共享，營造出開放性學習型社會的氛圍。當今世界研發技術復雜性增強，知識更新加快，許多學科和領域往往需要跨學科的綜合知識，國家、企業、個人還是需要依靠合作與幫助，創新文化恰恰提供了這樣的土壤。

　　(三)重視中小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加大扶持力度

　　發揮中小企業的重要作用。中小企業是競爭的市場中最為活躍、最為靈活的單元，是競爭性的市場健康發展的必要條件。如今中小企業還充當了吸收就業的重要渠道，對社會的貢獻也是顯而易見。利用集群的形式將中小企業聚合在一起，既能充分發揮中小企業的靈活性和技術創新活力，又能形成規模效應，是許多國家和地區的成功經驗。尤其是芬蘭這樣一個小國能在高新技術產業方面如此具有競爭力，它的小企業集群戰略更是一個典范。 　　合理利用風險投資機制。為了鼓勵技術創新，必須對技術創新進行投入，除了政府的財政資金外，風險投資是一種較為成功的市場化投融資機制。投資人將風險資本投向具有巨大競爭潛力、快速成長的中小型高科技企業，在承擔風險的基礎上，為融資人提供長期股權投資和增值服務，孵化企業快速成長，出爐后再通過上市、兼并或其他股權轉讓的方式得到高額回報后撤出資金，最終使得投資人和企業實現雙贏。靈活的風險投資退出機制也是源源不斷地吸引風險投資的保障之一。如美國納斯達克股票市場是一個為技術創新提供資金支持的股票市場，堪稱世界創業板市場成功的典范，這個市場客觀上為硅谷創業公司創造提供了上市融資的諸多有利條件，同時也為風險資本家和創業者開辟了可供選擇的退出渠道。

　　(四)強調人才在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中的重要作用，給予各方面保障

　　人才是科技發展的第一要素，人才作為知識的活的載體，是高新技術產業活動中最為重要的資源。一方面大力培養人才，如芬蘭在政府預算中，教育方面的開支處于第二位，僅次于社會福利開支，真正把教育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為社會培養了大批高素質的高新技術人才，保障了芬蘭在世界上位居前列的競爭力。另一方面大力吸引人才，優厚的創業條件，良好的創新環境，優越的生活條件和薪金待遇等這些對高素質人才都極具誘惑力。人才的集聚與配套的激勵機制密不可分，除了生活上的“硬件”保障以外，“軟件”同樣也是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的關鍵。從實踐來看，在公司管理中，最有效的激勵機制就是確立企業家和科技人員的人力資本產權，承認企業家和科技人員擁有企業所有權，使他們能夠參與企業剩余的分配。如在美國硅谷，硅谷企業治理模式是一個充分確立人力資本產權地位的典型代表，通過員工持股、共同決策與管理、部門分權與平等化三種形式表現，由于人力資本產權確立帶來的巨大收入刺激，使得大家全身心地投入到創造發明中，不斷地推動硅谷產品的更新換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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