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國推進市場經濟不可逆轉，以及需求不足與市場經濟的伴生關系，因此需求不足將是中國經濟未來經濟運行的總趨向、大環境，在進一步深化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中“努力擴大需求，將成為中國經濟發展新戰略的總特征及關鍵”。

　　《遼寧經濟管理干部學院學報》是國家新聞出版署、遼寧經濟委員會主管，遼寧經濟職業技術學院主辦，以研究經濟、管理、教育為主的學術性刊物。

　　1997—1998年以來，特別是最近二三年，中國從過去的長期供給不足、資源短缺轉入了需求不足、市場制約，并持續化、普遍化、深層化。對這種新態勢，“一開始并未引起人們太多的關注和思考”，繼而人們逐漸展開丁積極的研究和應對。迄今，學術界對其成因已有多種認識，筆者新近在《成因與對策：中國經濟需求不足問題研究綜述》一文中歸納有“供給太多說——減少供給策”、“供給太少說——增加供給策”等十余種，政府也采取了多種對策。然而，這些認識與對策，還只是從市場經濟體制以外切入，盡管有一定道理，但還很不夠。顯然，中國經濟需求不足已成為“一個值得研究和認真探索的課題”。那么，其深層根源究竟是什么?有效對策應該從何著手?我認為由于該問題出現在中國深入推進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大背景中，因此，應從市場經濟體制這一關鍵點切入進而深入研究，才能找準其深層根源，從而為制定真正有效的對策奠定堅實的基礎。

　　一、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的供需均衡說

　　亞當•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及其原因的研究》一書中，首先對這種建立在價值規律之上的市場經濟進行丁開創性的論述。他指出：“由于每個人都努力把他的資本盡可能用來支持國內產業，都努力管理國內產業，使其生產物的價值能達到最大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會的年收入盡量增大起來。確實，他通常既不打算促進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在什么程度上促進那種利益……由于他管理企業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產物的價值能達到最大程度，他所盤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這種場合，像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向，去盡力達到一個并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也并不因為事非出于本意就對社會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利益。”亞當•斯密的這一論述，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系統地論述了經濟為何無需政府的干預就可以和諧有序運行的奧秘。

　　1803年法國的讓•巴蒂斯特•薩伊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概論》使自由市場經濟的理論達到了頂峰，特別是該書提出的“供給總能創造自己的需求”的薩伊定理，更是從交換的角度論述了自由市場經濟的完美。薩伊指出：“一個人通過勞動創造某種效用，從而把價值授予某些東西。但除非別人掌握有購買這價值的手段，便不會有人賞鑒，有人出價購買這價值。上述手段由什么東西組成呢?由其他價值組成，即同樣是勞動、資本和土地的果實的其他產品組成。這個事實使我們得到一個乍看起來似乎是很離奇的結論，就是生產給產品創造需求。”也就是說，買就是賣，賣就是買，兩者直接相等。然而，到了薩伊的年代當然已不是物—物交易時代了。那么，貨幣起著怎樣的作用呢?薩伊進而指出：“貨幣就它本身而言，除了用以購買外沒有什么用途……錢畢竟只是轉移價值的手段。錢的全部效用，在于把你的顧客想買你的貨物而賣出的貨物的價值移轉到你的手中……在以產品換錢、錢換產品的過程中，貨幣只是一瞬間起作用。”根據薩伊的“供給總能創造自己的需求”的原理，在自由市場經濟下，是不會出現供給過剩乃至需求過旺的，特別是需求不足即供給過剩完全可以由生產即經濟自身給與解決。

　　大衛•李嘉圖于1817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不僅繼承了斯密學說，而且提出了“儲蓄總能等于投資”的原理，從而進一步補充了薩伊定理。大衛•李嘉圖在斯密學說及薩伊定理的基礎上，從社會年生產物價值分解為收入和全部年生產物都作為消費基金這兩個見解出發，斷言生產的擴大必然會在同等程度上增加消費，生產和消費是完全一致的，它們之間不存在矛盾，生產的擴大是無限的，不會受到消費的限制。因為生產是為了能滿足需要，而需要是無限的。所以，隨著生產的擴大，消費水平將相應的提高。同時，每一個資本家都是為了出售或消費去從事生產，所以“他不可能總是生產沒有需求的產品”。李嘉圖說：“產品總是要用產品或勞務購買的，貨幣只是實現交易的媒介。某一種商品可能生產過多，在市場上過剩的程度可以使其不能償還所有資本;但就全部商品來說，這種情形是不可能有的。”李嘉圖進而用“儲蓄等于投資”的原理，為他的生產等于需求的論述作證。他指出：“每年有十萬鎊收入的人如果另外得到一萬鎊，他決不會把它鎖在箱子里;他不是增加開支一萬鎊，就是自己把他用在生產上，要不然就把他借給別人用在生產上。無論在哪種情況下，需求都會增加，只是目的不同而已”。李嘉圖的這一“市場總能自動實現供給與需求均衡”的論述，同“供給總能為自己創造需求”的“薩伊定理”，構成了自由市場經濟在“交換論”方面的兩大支柱。

　　這就是講，商品市場可以通過價格的自由波動找到一個供需雙方都能接受的價格，使商品出清;資本市場能夠通過利息率的自由波動找到一個儲戶與投資者雙方都能接受的利息率，使儲蓄總能自動等于投資，而社會生產不是作為商品用于消費，就是作為生產資料用于投資，因此供給總能等于需求。因此，自由市場經濟能夠自動地使供需雙方的矛盾得到解決，即市場既不會出現供給過剩、需求不足，也不會出現供給短缺、需求過旺。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家就這樣論證了一個完美、和諧即均衡的經濟圖景。

　　二、自由市場經濟供需均衡說的破滅

　　然而，經濟運行的實際并未像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家們所描述的那樣完美、和諧，市場并未能自動出清。事實引起了西斯蒙第的注意。西斯蒙第在1819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新原理》這部代表性著作的序言中寫道：“自從我寫了《論商業財富》以后，已經十五星霜，在這期間，我很少閱讀政治經濟學著作;但我并沒有停止觀察事實，有些事實我覺得與我所采取的原理(就是斯密以來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的供需均衡說——引者注)大相徑庭……我越往深處鉆研，就越覺得我對于亞當•斯密的學說所作的修改是必要和正確的。”

　　西斯蒙第通過對現象的觀察，對斯密學說提出了質疑，特別是對薩伊、李嘉圖“供給總能自動等于需求”、“儲蓄總能自動等于投資”的市場自動均衡說產生了懷疑，認為需求不足，特別是消費需求不足是自由市場經濟的固有特性。

　　西斯蒙第從自由市場經濟理論所謂的“供給為自己創造需求”的觀點出發，提出購買者在購買之前就必須有自己的商品，所以并不是供給創造需求，而是需求使供給成為可能。西斯蒙第再通過把自由市場經濟“商品是以商品來購買”的這一觀點，轉化為“商品是以收入來購買”的，從而使生產必須服從于消費轉化為“生產應該適應于社會收入”。他說：“只有消費者的增加才能決定再生產的擴大，而消費則只能根據消費者的收入來調節”。

　　西斯蒙第進一步根據當時市場經濟運行已經呈現的廣大勞動群眾收入的不斷減少，以及廣大小生產者破產所導致的收入的日益下降，認為市場經濟必然導致貧富不均，出現社會的兩極分化，為此出現矛盾的一端是收入不足所造成的消費不足，矛盾的另一端是生產的無限擴大。由于“年收入的總量必須用來交換年生產的總量……如果年收入不能購買全部年生產，那么一部分產品就要賣不出去，不得不堆在生產者的倉庫里，積壓生產者的資本，甚至使生產陷于停頓。”當國內市場日益縮小，為了補救國內市場，就必然要尋求國際市場，從而造成對世界市場的爭奪，這樣世界市場也會越來越小，商品的世界性需求不足就會成為必然的事。

　　西斯蒙第從當時已經出現的生產過剩，即廣大消費者的需求不足得出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下供給與需求不能總處在自動均衡的狀態之中，矛盾也并不像李嘉圖、薩伊所講的只是偶然出現，而是必然的定期爆發。西斯蒙第基于當時已經出現的市場難以出清、社會需求普遍不足的現象，從理論上第一次論證了自由市場經濟需求不足的必然性，從而宣告了自由市場經濟市場自動出清理論的破滅。

　　西斯蒙第同時代的馬爾薩斯也看到了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的破綻，盡管他是出于為地主貴族階級辯護，這使得“薩伊定律”成了自由市場經濟均衡理論的最高峰。其后，這一市場自動均衡理論與市場不能自動出清的矛盾，被人們從多方面給予了揭露。馬爾薩斯在批評李嘉圖、薩伊等供給會自己創造需求的說法時寫道：“他假定如果社會上比較富有的一部分人為了積累而放棄慣用的便利品和奢侈品的享受，那么，唯一的結果就是國內的資本幾乎全部會流向必需品的生產，因而引起耕種和人口的增加。但是，這恰恰是李嘉圖先生所明確承認的那種可能發生普遍的供給過剩的情況。因為必需品的生產將無疑超過現有需求所能容納的程度。”馬爾薩斯認為關鍵是是否有充分的有效需求，他認為結論是否定的;相反倒是“有效需求不足”，有著普遍生產過剩的可能性。

　　三、馬克思主義市場經濟的生產過剩說

　　盡管馬克思、恩格斯從未使用市場經濟，也未“過多地使用總供給和總需求均衡和非均衡這樣的名詞，但他關于資本主義生產總過程及其危機的理論，實際上正是典型(即自由)的市場經濟均衡與非均衡理論。”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生產過剩的學說，其實也就是典型(即自由)的市場經濟需求不足的學說。

　　馬克思在《資本論》等光輝著作中，從自由市場經濟具有生產的無限擴大能力，指出自由市場經濟必然導致生產過剩即需求不足。“工廠制度的巨大的跳躍式的擴展能力和它對世界市場的依賴，必然造成熱病式的生產，并隨之造成市場商品充斥，而當市場收縮時，就出現癱瘓狀態。”

　　馬克思從貨幣的角度指出，“在各種支付互相抵消時，貨幣就只觀念上執行計算貨幣或價值尺度的職能。而在必須進行實際支付時，貨幣又不是充當流通手段，不是充當物質交換的僅僅轉瞬即逝的媒介形式，而是充當社會勞動的單個化身，充當交換價值的獨立存在，充當絕對商品。”Q9這就要求商品必須能在一定的時期內出售，否則，支付的分離必將打亂支付的鏈條，無法支付的情況必將連鎖反應。

　　上述這種生產過剩即需求不足的可能性，一旦進入到自由市場經濟的再生產和流通過程就將變為現實性。“如果資本在第一階段C—W停頓下來，貨幣資本就會凝結為貯藏貨幣;如果資本在生產階段停頓下來，一方面生產資料就會擱著不起作用，另一方面勞動力就會處于失業狀態;如果資本 在最后階段W‘-G‘停頓下來，賣不出去而堆積起來的商品就會把流通的流阻塞。”而且，即使資本循環看起來暢通但也潛伏著生產過剩即需求不足的危機，因為“商品的一大部分只是表面上并入消費，實際上是堆積在轉賣者的手中沒有賣掉，事實上仍然留在市場上。”一旦支付出現問題，危機就可能爆發。馬克思還進而指出了這種因再生產而導致的危機的周期性。這是因為固定資本更新具有周期性，而每一次更新就會引發新的需求，從而導致需求的周期性及危機的周期性。此外，由于在現實中，固定資本的價值折舊和實物形態更新，在時空上都是分離的，由此，再生產正常進行的條件，會“轉變為同樣多的造成過程失常的條件，轉變為同樣多的危機的可能性;因為在這種生產的自發形式中，平衡本身就是一種偶然現象。”

　　那么對外貿易是否可以幫助實現市場的自動出清，解除需求不足的危機呢?馬克思指出，這一方面可以起某些“補救作用”，另一方面還將有“放大作用”。從“補救作用”來看，對外貿易“可以增加某個國家的剩余產品能轉化的形式和能用來消費掉的形式。”從“放大作用”來看，對外貿易使得“再生產過程并不取決于同一國家內相互適應的等價物的生產，而是取決于這些等價物在別國市場上的生產，取決于世界市場吸引這些等價物的力量和取決于世界市場的擴大。這樣就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失調的可能性，從而也就是危機的可能性。”而且，隨著對外貿易，會把一國的生產過剩即需求不足傳導到其伙伴國家，由于世界市場的一體化，這就“把矛盾推入更廣泛的范圍，為這些矛盾開辟更廣闊的活動場所”，其中，越發達的國家越成為其策源地和中心。

　　馬克思關于信用成為“生產過剩和商業過度投機的主要杠桿”的論述，更是直接批駁了“買就是賣、賣就是買”的薩伊定律，使自由市場經濟理論遭到了抨擊。馬克思指出，“全部信用制度，以及與之相聯系的交易過度、投機過度等等，就是以必然要擴大和超越流通的界限和交換領域的界限為基礎的。這一點表現在各民族間的關系上比表現在個人間的關系上規模更大，更典型。”具體講來，其一，信用“除了由于商業性質造成的w—G和G—W的分離以外，這里將會產生一種虛假的需求”妙，使得商人以信用買下商品，使再生產過程延續甚至擴大進行;其二，信用“使貨幣形式的回流不以實際回流的時間為轉移”，“在回流實際上已經消失以后，總是會由于已經發生作用的信用，而在較長時間內保持下去，因為信用的回流會代替實際的回流”，這又助長了虛假需求;其三，信用“促使每個生產領域不是按照這個領域的資本家自有資本的數額，而是按照他們生產的需要，在支配整個資本家階級的資本”，這就既為生產的擴大創造了條件，也為虛假需求乃至生產過剩即需求不足的危機奠定了基礎。此外，信用方式自身的發展，更衍生出許多與實物資本無關的“無中生有”的虛擬資本，如股票、債券、期貨合同等等。這些虛擬資產在經濟景氣時會助長持有者的信心，產生所謂的“財富效應”，造成虛假繁榮;一旦這種經濟泡沫最終破滅時，虛擬資本就會嚴重“縮水”，從而對持有者造成嚴重打擊，使國民經濟一蹶不振。馬克思還特別強調，“在貨幣市場上作為危機表現出來的，實際上不過是表現生產過程和再生產過程本身的失常。”危機表面看來是以信用危機為先導，其實，危機的順序是生產危機——商業危機——信用危機——貨幣危機。

　　馬克思同時還指出，“隨著積累的增進而膨脹起來的并且可以轉化為追加資本的大量社會財富，瘋狂地涌入那些市場突然擴大的舊生產部門，或涌入那些由舊生產部門的發展而引起的新興生產部門”，這樣，社會化大生產就為這種盲目擴大生產、為生產過剩即需求不足提供了物質基礎。

　　馬克思還明確指出，引起生產過剩即需求不足危機的是生產資料的生產過剩，是資本的生產過剩，即資本不能實現增殖而被閑置起來，從而造成“手段——社會生產力的無條件的發展——不斷地和現有資本的增殖這個有限的目的發生沖突。”這不僅指出了危機最深刻、最隱秘的原因，也否定了“危機是由于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費或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費者引起的”認識。

　　此外，馬克思還通過社會必要勞動和價值轉化理論，說明了在供求平衡時商品的出售價格與市場價值的一致性，而價值的實現——供求平衡是價格不斷波動的結果，任何時候市場都不能“出清”，而只能處于趨向“出清”的過程中。四、凱恩斯主義市場經濟的需求不足說

　　凱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中，論證了市場經濟必然需求不足。凱恩斯指出，一個國家的總就業量，決定于“有效需求”，失業是“有效需求”不足的結果。因此，消除“非自愿失業”和解決“有效需求”不足就是同一個問題。

　　凱恩斯把一國全體廠商預期付出的生產要素的總成本，加上他們所預期的最低的總利潤叫做總供給價格;把一國全體廠商預期社會對他們的商品所愿支付的總價格，即預期的總賣價叫做總需求的價格。凱恩斯認為，社會總就業量是由總供給價格與總需求價格的關系決定的，當總需求價格小于總供給價格時，廠商就要減產、裁員;反之則相反;當兩者相等時，廠商既不增加、也不減少員工。而且，總供給價格與總需求價格相等的這一點，廠商的利潤取得極大值，廠商的總產量、總收入在這一點確定下來。這一點所確定的社會總需求量，凱恩斯稱之為“有效需求”。

　　自由市場經濟的實踐為什么未能如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家所講的那樣，自然出清市場、消除工人非自愿失業，而是在 20世紀30年代左右呈現出大量工人非自愿失業呢?凱恩斯認為，原因就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就在于總供給價格與總需求價格相等時所決定的社會總就業量比“充分就業”的就業量要低，并不是充分就業時的總就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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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為什么在自由市場經濟條件下會有“有效需求”不足，不能自動實現“充分就業”呢?由于總需求是由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構成，那么，如果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不足，就會造成需求不足，進而引起“非自愿失業”。因此，“有效需求”不足要么是消費需求不足，要么是投資需求不足，要么是兩者都不足。那么為什么會有消費需求、投資需求或兩者都不足呢?凱恩斯從三個心理規律出發，進一步回答了他建構在兩個心理預期(廠商預期付出的總成本加最低總利潤、廠商預期的社會總賣價)下的這一問題。

　　其一，消費者的邊際消費傾向遞減的心理規律導致了消費需求不足。凱恩斯認為，人們的消費取決于人們的收入，但“無論從先驗的人性看，或從經驗中之具體事實看，有一個基本心理法則，我們可以確信無疑。一般而論，當所得增加時，人們將增加其消費，但消費之增加，不若其所得增加之速，即出現邊際消費傾向(dc/dy)<1(c——消費、y——收入)且逐漸下降，即邊際消費傾向遞減。正由于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而出現收入的“漏損”，從而導致消費不足。

　　其二，資本的邊際效率遞減的心理規律導致投資需求不足。凱恩斯認為，短期內消費傾向是比較穩定的，不會很快增加。這樣，在一定的社會心理下，整個生產和就業的水準——有效需求，決定于投資總量——投資需求。然而，廠商在對未來進行投資時，對未來的預期缺乏信心，所以他們所預期的資本的邊際效率(dR/dI)<1(R——收益、I——投資)且逐漸下降，即出現資本的邊際效率遞減這一心理規律。在資本的邊際效率遞減規律作用下，投資需求也會不足。

　　其三，貨幣的流動性偏好的心理規律也導致投資需求不足。自由市場經濟理論認為：利息率高，儲蓄就多，投資就少;反之，利息率低，儲蓄就少，投資就多。因此，通過利息率的自由波動就可以實現儲蓄與投資的均衡。也就是說，充分就業可以通過利息率的波動來自動達到。這種觀念也就是利息是貨幣因儲蓄人沒使用而供給投資人使用應得的報酬。而凱恩斯認為：利息率是由貨幣供求關系決定的。貨幣的供給取決于貨幣的數量，貨幣的需求取決于人們對貨幣流動偏好的心理狀態。人們要持有一定的現金，以應付日常開支、突如其來的支出甚至從事市場投機之需。這種人們對貨幣的偏好，就是貨幣的流動性偏好的心理規律。所以，利息率取決于人們的貨幣流動性偏好和貨幣當局的貨幣供應量。如果貨幣需求即貨幣的流動性偏好不變，貨幣供給增加，利息率就會下降;反之則相反。中央銀行可以多發貨幣以增加貨幣供給，從而降低利息率。但利息率的下降又總是有一個限度的，不會為零。因為利息率是流動性偏好的報酬，人們貸出貨幣總要取得一定的報酬，否則人們就不會把貨幣貸給他人使用。凱恩斯作了這些分析后，進而給出他的影響投資需求的另一結論：如果利息率高于或等于資本邊際效率的預期，人們就不會去投資;如果利息率低于資本邊際效率的預期，人們才會去投資。在凱恩斯看來，資本的邊際效率有遞減的趨勢，而目前的利息率已相當穩定，這就構成了投資需求不足的又一原因。“我想，現在讀者應該明白了：因為長期利率基于成規，相當穩定，而資本邊際效率則變化多端，非常不穩定，故有效需求很難維持在一個高的水準，足以提供充分就業。”

　　五、市場經濟的常態必然是需求不足

　　綜上，正如西斯蒙第所指出的，在市場經濟的一般狀況下，由于貧富不均，導致一端是生產的無限擴大，一端是收入下降而消費不足。馬克思認為，在市場經濟的一般狀況下，由于貨幣的使用導致買賣過程的分離從而打亂支付的鏈條;由于現代生產將w‘—G‘分離成獨立的商業活動，從而既方便了產業資本也有可能“實際上堆積在轉賣者手中沒有賣掉”;由于對外貿易既可以補救非均衡，也可能在國際間傳導、放大危機;由于信用既為生產擴大創造了條件也為虛假需求乃至生產過剩即需求不足奠定了基礎、甚至通過“無中生有”使泡沫破滅后的危機更為嚴重;由于社會化大生產從而為生產過剩提供了現實的物質基礎。凱恩斯認為，在市場經濟的一般狀況下，由于“消費傾向遞減”、“資本效率遞減”、“資本流動偏好”等三個心理規律的作用而使有效需求不足。筆者新近在《關于市場不能自動出清的一種解釋》田一文中論述了(篇幅所限不重論)在市場經濟的一般狀況下，廠商會較長時間地把價格的“支點”控制在偏高的一側，而價格下降時廠商又會迅速擴大生產規模，以及消費者有喜新厭舊的消費心理等，因而商品從創新上市直到淘汰出局的全過程都是需求不足。據此，可得出結論：市場經濟在一般狀況下，即市場經濟體制的常態，必然是需求不足;相反，市場自動出清只是需求不足這種常態中的某些特例。

　　市場經濟體制自凱恩斯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于 1936年出版，并經美國總統羅斯福新政推行以來，已從它誕生時的自由的市場經濟變成了有政府干預的市場經濟。迄今，人們還發現了諸如“市場失靈”、“自由競爭必然會走向壟斷”，甚至由于政府的強力干預還出現了“滯脹”等等市場經濟的多種毛病，從而使得人們認識到即便在有干預的現代市場經濟下，其病癥雖是有了某些緩解，但并未完全消除，而且更深刻化了;其致病的原因不是減少了，而是更復雜、多樣化了。總之，常態是需求不足以及效率較高而公平不夠等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并沒有根本改變，現代市場經濟本質上仍是市場經濟。

　　有干預的現代市場經濟經過幾十年的運行，由于它既緩解了自由市場經濟的某些毛病，又較好地保持了它“高效率”的優點等等，這就使它在發展生產力這一點上顯出了突出的優勢。由于生產力是決定生產關系以及上層建筑的決定力量，也是在國家與國家競爭中一個國家、民族發展甚至生存的決定力量，因此，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世界上出現了一種潮流，即曾實行了幾十年計劃經濟的許多國家，包括計劃經濟的首推國——前蘇聯及其仿效國——中國等，都紛紛放棄了計劃經濟，推行起了市場經濟。其中，中國把自己推行的市場經濟叫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至于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需要我們進一步研究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并不意味著我們把市場經濟分成‘姓社’和‘姓資’的，這只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的簡稱。”“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是市場經濟，而不是傳統的計劃經濟。它具有市場經濟的共性，同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在運行規則上是相通和相似的，兩者大體上是差不多的。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方法基本上和資本主義相似’。”“就市場經濟這一點說，我們的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市場經濟沒有多大差別。”“東西方的市場經濟沒有區別，同樣一個東西能有什么區別?但是我們卻非要區別開來，實際上是區別不出來的。”“市場經濟本身不可能有區別，因而東西方的市場經濟之間是不可能有根本的區別的。市場經濟都是一樣的，所不同的只是實行市場經濟的條件，即我們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市場經濟，西方國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實行市場經濟。”“我們所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際上就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或者說，就是指市場經濟。”

　　這就是講，中國搞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由于它帶有市場經濟的共性，因此它也必然地帶有市場經濟的毛病，包括商品難以自動出清、勞動力未能充分就業，即生產過剩、需求不足等等弊端。盡管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力圖克服這些弊端，但這并不等于就已經做到了、做好了。事實上，“這種以信用為基礎的生產制度……不管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都不可避免地會存在總供求的均衡與非均衡的矛盾”，“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失衡，而且通常是總需求小于總供給，會成為再生產過程的全部聯系都是以信用為基礎的生產制度的常態。”六、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經濟需求不足的深層根源

　　中國經濟自1997—1998年開始出現并持續化、普遍化、深層化的需求不足，當然是如筆者在《成因與對策：中國經濟需求不足問題研究綜述》一文中所歸納的學術界已論述的，諸如投資的急劇增加、投資的急速減少、消費創新不力、消費方式陳舊、行政的過急干預、經濟啟動不及時、各項改革沒有理順、東南亞金融風波影響、收入差距的拉大等等諸多原因綜合作用的結果。正是這些原因交互作用，才促成了中國經濟的需求不足，至少其沒有在更早或更遲顯現出來，是與這諸多原因不可分離的。

　　那么，關于中國經濟需求不足問題的原因，是不是僅到此就找全、找準、找透了呢?“如果事物的表現形式和事物的本質會直接合而為一，一切科學都成為多余的了。””中國經濟在1997年以前，雖然也出現過幾次所謂的“市場疲軟”，但經濟卻能一啟動即過熱，那不就是因為中國1992年前實行的是計劃經濟，而1992—1997年也本質上仍處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由于計劃經濟體制從根本上沒有“投資—利潤”的約束，因而只要國家稍一啟動，實則是稍一放松審批，投資不就會立即爭相上起來——投資需求就可以膨脹起來——需求 (實則是需要)就可以旺盛起來嗎?相反，1997年以來，中國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模式的改革雖還不能說已大功告成，但中國經濟確已實質性地在按照市場經濟規律辦事，已與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相一致，“投資—利潤”已不再是空談，而是實實在在的約束。正是這樣，才必然導致了投資不可能再一哄而上，并引致需求一下子熱起來。今天，只要投資者，特別是民間投資者未發現資本效率大于利息率的預期，就不可能輕易行動。投資動起來的，充其量也只能是政府可以不計直接利潤的基礎設施、大型工程建設、公共事業等。如果不是因為市場經濟體制這一根本原因，又怎會如此，并持續著這樣呢?至于國有企業改革的最后攻堅、住房等生活保障體制改革的大動作、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迎接世界經濟的嚴峻挑戰等等，哪一件不是因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而且，如果中國不實行以市場經濟體制為取向的改革，也不可能與WTO發生如此深廣的聯系。由此可見，近年來中國經濟中出現的引起需求不足的種種原因，都是由于中國要推行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所致。正是這一推行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根本上動搖了過去的方式、狀態、法則乃至理念，才出現了這許多引起需求不足的原因，才徹底改變了需求(實則是需要)旺盛，才全面呈現了需求不足。既然這些引起需求不足的表面原因的背后都具有市場經濟這一深層的根源，而市場經濟的常態是需求不足，那么，在中國朝著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模式的改革不斷推進并持續化時，中國經濟需求不足的持續化、普遍化、深層化，就是必然之事了。正如科爾內“不是從貧困或落后，而是從社會制度結構中引出長期短缺的最終原因”一樣，因此，對于中國經濟的需求不足問題，也只有從經濟體制這一深層來挖掘，而不是簡單地從供給的絕對量的多與少等等這些淺層來尋求，才能找準問題的深層根源。

　　為什么中國經濟出現需求不足并持續化、普遍化、深層化以后，人們開始并未從市場經濟體制來尋找原因，也并未認識到這一問題的深層根源是市場經濟體制呢?我想原因大概有五：其一，科學研究雖有先提出一個本質的、根本性認識的假說，然后再到實踐中收集證據來證實或證偽這個根本性假說的方法;但先分析現象，再逐漸深入到問題的實質，并歸納出根本性的認識論，也同樣是方法之一。對中國經濟需求不足問題的研究采取的就是這種方法。這當然也是完全可以的。其二，把貧困或落后與短缺或需求旺盛、富裕或發達與過剩或需求不足沒有區分開來，甚至劃等號。由于中國還是一個不太發達的發展中國家，因而就似乎只能有短缺或需求旺盛;不會有過剩或需求不足，如果有，充其量也只是一陣子的事，不大可能持續化、普遍化、深層化，其對策也就只需“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無需從根本入手、從長遠計議。其三，停留在社會主義經濟乃至不發達國家經濟只可能長期短缺或需求旺盛的思維定勢之中，對一個從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社會主義經濟根本轉入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社會主義經濟，乃至于一個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的不發達國家的經濟，也是否會有需求不足或過剩，并持續化、普遍化、深層化，心理上準備不足，更沒有充分認識。其四，關于中國搞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否是市場經濟，或說與一般的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不是一樣的，是不是也帶有市場經濟的共性，對這一問題的認識迄今很多人士較為模糊，不明了。這就障礙了把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自然地推演到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來，或說中國經濟需求不足的根源可以在一般的市場經濟中去比照。其五，雖然“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存在生產無限擴大趨勢與市場有限吸收能力之間深刻的矛盾分析是人所共知的”，但人們大多還未能把馬克思所指的這種“以信用為基礎的生產制度”——資本主義經濟，當做就是我們現在所指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進而就是市場經濟。

　　綜上，筆者既要得出中國經濟呈現并持續化、普遍化、深層化的需求不足問題的深層根源是市場經濟體制;還要得出中國經濟已在按市場經濟基本規律運作，市場經濟的基本理念、精神已在中國經濟運行中有了本質體現，中國經濟已實質性地邁上了市場經濟軌道的結論，盡管中國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取向的改革還要不斷深入、完善。其實，“查年短缺狀況是檢驗進展程度的重要標志。如果在經濟的一個或另一個重要方面短缺消失了，這就是一個相當可靠的信號，即改革在那里成功了。如果短缺依然存在，這就表明改革還沒有深入到經濟肌體的內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