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市化的創新實踐和城市轉型發展的戰略行動，已經成為全球城市研究的新熱點。長期致力于我國城鎮化戰略和城市經濟轉型研究的南京社科院副院長李程驊研究員，近日推出的《中國城市轉型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

　　摘要：中國在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后，在世界經濟版圖中重要地位更加突出，中國經濟對全球經濟的貢獻度、影響力和話語權，更多體現在城市這一競爭主體上，國內的一批城市將成為全球城市體系中的節點或制高點。中國城市化的創新實踐和城市轉型發展的戰略行動，也已成為全球城市研究的新熱點。長期致力于我國城鎮化戰略和城市經濟轉型研究的南京社科院副院長李程驊研究員，近日推出的《中國城市轉型研究》指出，產業升級與城市轉型是互動互為的，只有建立綠色發展維系的生態化的城市空間新秩序，才能有效促進城市轉型與產業升級的良性互動。同時，在新型城鎮化戰略引領下，必須充分釋放改革的“紅利”，全方位破除新型城鎮化和城市轉型進程中的制度性障礙，加大綜合配套改革力度，加快建立城市與區域聯動轉型、互惠共贏的機制，以“包容性增長”來引領城市與區域的轉型發展、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城市管理權威論文,城市轉型,經濟轉型,聯動轉型,戰略定位

　　以下簡稱《城市轉型》）專著，是國內學界首部系統研究中國城市轉型戰略與實踐路徑的著作。作者在世界城市轉型發展、創新發展的戰略新格局中，立足新型城鎮化的戰略要求，全面探討了中國城市轉型的動力機制、演進路徑、價值導向和節點突破，在產業升級和城市空間優化的雙重維度下，構建了一個研究中國城市轉型發展的學術框架和支撐體系，創新了中國城市研究的話語體系，同時進一步明晰了中國城市轉型發展的戰略方向與目標，具有理論與實踐的雙重價值，是中國城市研究的拓展與深化。

　　1創新了中國城市研究的話語體系

　　基于上述的宏觀把握與價值判斷，作者構建了一個完整的研究中國城市轉型發展的學術框架。在這個邏輯框架之下，分別建立起產業動力機制對城市轉型發展影響的“縱軸”和制度創新下的城市空間優化對城市轉型支撐的“橫軸”。“橫軸”從產業結構升級與新產業體系構建、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和文化創意產業的培育生長等方面，來闡明中國城市轉型與經濟轉型的互動機制和對應關系；“縱軸”則從我國創新型城市的建設、區域發展一體化的實踐成效以及新型城鎮化戰略的整合作用，進一步驗證城市轉型發展中“空間響應”的重要性。“縱軸”與“橫軸”的協同演進和正向作用，系統保障了中國城市轉型的戰略方向和可持續發展的動力機制，從而達到或接近以先進的發展理念來引領城市轉型的實踐創新，讓持續的實踐創新來豐富城市發展的理論體系的“理想狀態”。

　　作為一部高質量的學術著作，價值理念的傳達、話語體系的構建，不僅僅體現在研究框架的設置上，還體現在理論對實踐的指導價值上。《城市轉型》依照理論探源――國際視角――現實對應――實證檢驗――戰略選擇與對策建議的研究路徑，以其嚴謹的學術框架、量化的研究方法、嚴密的邏輯論證、生動的現實案例印證，為國內學界研究“五位一體”總布局下的新型城鎮化戰略與城市轉型發展等重大現實問題樹立了一個重要的范本。

　　在嚴謹的學術框架之下，作者圍繞經濟轉型與城市轉型相互作用的核心命題，綜合運用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逐層論述產業結構升級與新產業體系構建、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生長對中國城市轉型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作用機制，以及創新型城市建設、區域發展一體化進程、生態文明建設準則對城市轉型發展的“空間響應”特征，形成了一個與國際對接的、充分表達中國城市轉型發展理念與行動的話語體系，也豐富了世界城市化、城市轉型發展的理論與實踐內涵。

　　2豐富了中國城市研究的實踐內涵

　　城市轉型是一個永恒的命題，更是一個持續的動態過程。城市轉型是城市發展進程及發展方向的重大變化、重大轉折，也是城市發展道路及發展模式的大變革，現代城市的發展實際上就是不斷轉型、提升競爭力的過程。而國際城市之間因為資源稟賦的不同、所處發展階段的差異以及治理方式上的差異，對轉型發展的時機切入、推進措施和具體對策，都會有自身的獨特性，由此形成了不同類型的轉型模式，使國際城市轉型行動呈現出豐富性的特征，這也為當前中國不同層級的城市轉型的實踐路徑的制訂提供了更多的借鑒與啟示。李程驊的《轉型研究》一書，從世界城市體系的變動趨勢、國際城市成功轉型的路徑選擇的綜合分析中，指出我國的新一輪城市轉型行動，應在充分借鑒國際城市轉型發展的經驗和教訓的前提下，建構起基于創新驅動、生態為基、綠色發展的集約化、高質量和可持續的城市發展新戰略、新方式和新路徑，即在生態文明的建設中提升城鎮化的質量和加快城市轉型升級的步伐，通過構建“科學合理的城市化格局”，使大中小城市、小城鎮形成一個有機的網絡體系，促進大行政區域內、經濟區域內的城鄉一體、產城互動、節約集約、生態宜居、和諧發展。以此為基礎平臺，探索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與區域協同發展、城鎮與鄉村互動進步的現代化之路，全面拓展和深化了中國城市研究的實踐內涵。

　　當代中國的快速城市化是“壓縮型”的城市化模式。這種“壓縮型”的城市化模式固然提高了發展效率，但也濃縮了快速城市化所帶來的諸多問題和矛盾，特別是近年來以交通擁擠、城市積水以及霧霾、生態環境惡化為突出特征的“大城市病”的集中爆發，嚴重影響了中國城市化與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倒逼經濟增長方式與城市發展方式的快速轉變。因此，《城市轉型》提出，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國家戰略行動中，在新型城鎮化戰略的實施過程中，中國城市要主動轉型，要從過去追求空間規模的“外延式”向集約、高效的“內涵式”轉變，要從過去追求經濟增長指標的“速度型”向構建高端產業體系的“質量型”轉變，城市的發展動力要從“投資驅動”變為“創新驅動”，中心城市、大城市的產業結構與整體功能必須實現從“制造型”、“生產型”向“服務型”、“商務型”的轉變。3明晰了中國城市的“主動轉型”路徑

　　以新型城鎮戰略為引領，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在生態文明建設的準則下優化城市空間布局，如何探索出“主動轉型”的新路徑？對此，《轉型研究》認為，我國的城市轉型要立足于城市創新發展的時代前沿，來進行系統的系統設計，從經濟、社會、文化、政治和生態文明建設的高度來系統推進，既要確定創新驅動、集約發展和綠色發展的戰略方向，同時也要制訂差別化的城市轉型路徑，為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和能級水平的城市提供對應的國際標桿，以整體提升中國城市的轉型效率：堅持以經濟轉型帶動城市整體轉型的原則，即通過大力發展創新型經濟，加速產業升級步伐，建立現代產業體系，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建立起開放式的新型產業分工體系，打造與全球產業鏈對接的國家價值鏈，承擔起參與全球經濟活動、整合國際高端資源的職能，全面提升城市的國際競爭力。

　　中國的城市雖然在轉型發展上剛起步，但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后，在世界經濟版圖中重要地位更加突出，中國經濟對全球經濟的貢獻度、影響力和話語權，必然將更多體現在城市這一競爭主體上，國內的一批城市將成為全球城市體系中的節點或制高點。中國城市的轉型發展，抓好這個戰略機遇期，通過產業結構調整、構建服務經濟主導的現代經濟體系，就比較容易地參與國際新興產業分工，提升在國際產業價值鏈的地位，并讓城市轉型和產業升級、新產業體系的建立形成良性的互動。為此，《轉型研究》指出，產業升級與城市轉型是互動互為的，只有建立綠色發展維系的生態化的城市空間新秩序，才能有效促進城市轉型與產業升級的良性互動。同時，在新型城鎮化戰略引領下，必須充分釋放改革的“紅利”，全方位破除新型城鎮化和城市轉型進程中的制度性障礙，加大綜合配套改革力度，加快建立城市與區域聯動轉型、互惠共贏的機制，以“包容性增長”來引領城市與區域的轉型發展、可持續發展。

　　基于上述的路徑設計，《轉型研究》系統提出了轉型進程中的中國城市的戰略新定位、產業體系建構和服務功能提升等方面的具體行動計劃，即站在以新的綠色、智慧、質量型和集約型為內涵的世界城市第三次轉型的平臺上，進行產業體系、空間布局、治理方式等方面協同推進的系統轉型，為中國城市的轉型樹立起“高”、“富”、“綠”、“美”的發展目標或愿景。“高”是指產業的高端化，構建高新技術產業、高附加值產業主導的現代經濟體系；“富”指的是城市的聚集性、聚富能力強，成為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集中地，培育出中等收入階層主導的社會群體結構，使城市具有生生不息的創新創業的文化資本；“綠”指的是綠色發展的理念和行動，產業導向是綠色產業、低碳產業，生活導向是低碳、節能的生活方式；“美”指的城市發展以生態為本，城市治理以人文為本，形成和諧、幸福、包容的美麗城市、美麗都市區。這些觀點和論斷，無疑體現了這部著作對當前中國城市轉型發展行動，在理論和實踐上所展現的價值引領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