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供應鏈合作有效提高供應鏈績效在實踐中已得到證實，并引起眾多研究者的關注和研究。基于此，文章對國內外相關文獻進行梳理、歸納和總結，從供應鏈合作技術、概念及構成要素、模型以及績效測度四方面展現該領域的研究現狀。

　　關鍵詞：核心期刊投稿,供應鏈合作,績效,供應鏈合作工具

　　Abstract： Supply chain collaboration can improve supply chain performance effectively. That view has been confirmed in practice， and caused concern and research of many researchers. Based on that， by combing and summarizing related literature， the paper includes collaboration technology， concepts and elements， as well as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model to show the current situation on supply chain collaboration.

　　Key words： supply chain collaboration; performance; supply chain collaboration technology

　　1 供應鏈合作技術的演變

　　按各供應鏈技術出現的時間先后，大體包括供應商管理庫存(Vendor Managed Inventory，VMI)，有效客戶反應(Efficient Consumer Response，ECR)，持續補貨(Continuous Replenishment，CR)，電子數據交換(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EDI)以及協同規劃、預測與補貨(Collaborative Planning Forecasting and Replenishment，CPFR)等，它們在實踐中被應用，已顯著提高供應鏈的效益。

　　VMI技術在20世紀80年代被開發，利用該技術生產商或供應商可以管理消費者的庫存策略以及補貨流程。然而，在VMI中以避免牛鞭效應方面，供應鏈可視化并沒有表現出顯著的強大(Barratt & Oliveira， 2001)。預測驅動的VMI和利用EDI技術的持續補貨的整合被使用以縮減在VMI中的信息失真。有效客戶反應ECR在1992年被開發，是基于供應鏈上所有伙伴的價值增值活動的概念。VMI 和EDI連同ECR試圖利用貫穿于整個供應鏈的更寬泛的信息可見性創建響應性更強的供應鏈。

　　不斷增長的供應鏈需求已經導致CPFR的產生，它是在單一框架下包括規劃、預測和補貨的又一供應鏈管理工具，其被明確地定義為以網絡為基礎的嘗試或者被定義為協調諸如預測、生產和采購等各類供應鏈活動以提高消費者需求可視性以及縮小供需間差距的互聯網工具。CPFR――第二代的ECR旨在于對客戶需求進行反應(Seifert， 2003)。其作為試點項目在20世紀90年代應用于Wal-Mart和Warner-Lambert之間。根據VICS(2002)，CPFR是一種新的商業視角，通過鏈接銷售和營銷最佳實踐在規劃和客戶需求的實現方面結合多個合作伙伴的智慧。

　　學者們也對上述典型供應鏈合作工具的主要優勢和功能進行評價。Kurt Salmon Associates推動了有效客戶反應(ECR)的發展，它能促進規劃、補貨、店鋪空間安排以及產品介紹。供應商管理庫存(VMI)把庫存決策轉移給主要供應商，供應商負責監督庫存水平以及為零售店補貨(Lee et al，1997; Whipple et al，2007)。Sherman(1998)闡述了在聯合規劃，預測以及補貨(CPFR)上的最新進展。CPFR能夠使供應鏈上的參與成員通過整體分析方法把產品傳遞給最終消費者以保持競爭力。這種方法有助于促進銷售額增加，組織間精簡和結盟，管理和運作效率，增加現金流，以及提升資產回報率。

　　2 供應鏈合作的概念及構成

　　柴國君，李丹(2014)[1]認為，自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學者和實踐者一直在推動供應鏈合作的發展。雖然供應鏈合作的價值被廣泛接受，但供應鏈合作的定義并不統一。大體而言，現有關于供應鏈合作的定義分為兩類：

　　第一類的定義是以流程為中心。供應鏈合作被視為一種業務流程，供應鏈合作伙伴藉此為共同目標而工作(Sheu et al， 2006)。該類定義中涉及到的主要活動包括規劃活動(Kaufman et al， 2000)，整合跨職能流程(Lambert et al， 1999)，協調供應鏈(Kim， 2000)，設定供應鏈目標(Peck & Juttner， 2000)，開展戰略聯盟(Stuart & McCutcheon， 1996)，創建信息分享參數(Lamming， 1996)，審查采購和外包選擇(Heriot & Kulkarni， 2001)。

　　第二類的定義是以關系為中心。供應鏈合作被定義為一種緊密長期的合作關系，供應鏈成員藉此一起工作，分享信息、資源和風險以達到共同目標(Golicic et al，2003)。在該類定義中，各供應鏈成員企業的人力、財力，或技術資源自愿被供應鏈合作實施者整合;緊密長期合作關系意味著長期的承諾以及共同分享信息、風險共擔、利益共享。

　　學者們對供應鏈協作的構成因素分歧較大。根據Spekman et al(1998)的觀點，供應鏈協作發生在如下情況，即參與人員自由分享信息，一起工作解決共同問題，設計聯合規劃，以及使他們成功的相互依存。Ballou et al(2000)強調了組織間協作的三個組成部分：績效指標、信息分享和利益分配。Lee(2000)提出的供應鏈整合概念中，包括信息分享，物流合作，以及組織間關系。Mentzer et al(2000)認為供應鏈協作的特征包括信息、知識、風險和利潤的分享。此外，Simatupang & Sridharan(2005)證實，信息分享，決策同步，激勵一致，協同績效系統以及流程優化是實施供應鏈協作的必要手段。 　　3 供應鏈合作模型

　　總體而言，復雜性的本質有助于各種水平供應鏈合作模型的發展。而且，由于在供應鏈依賴性上的提高，供應鏈合作需要不同的任務和資源的組合(Simatupang & Sridharan， 2004)。例如，CPFR商業模式是基于實踐者的經驗以及他們業務發展戰略(Ireland & Crum， 2005)。雖然CPFR模式的基本結構已經被許多實踐者所接收，一些價值增加到現有模式中，依賴于行業實施CPFR，也會使供應鏈合作對市場變化有所反應(Chung & Leung 2005; Smith 2006)。

　　王雪瑞(2013)[2]在其文章中也對供應鏈合作模型提出自己的觀點，即為提高供應鏈合作水平，學者和實踐者的不斷努力已經創建了許多供應鏈合作模型。大致可以分為兩類：

　　第一類是最優化和數學模型。在提出的數學模型中，Aviv(2001)的模型用于預測，其理論觀點為擁有更短提前期的產品從供應鏈合作中獲得更多的收益;Aviv(2002)的模型適用于聯合預測和補貨，其觀點認為自回歸需求過程在VMI和CFAR項目中會降低需求不確定性;Aviv(2007)提出，合作關系的質量、供應鏈的敏捷性和內部服務率影響聯合預測的收益;Lee et al(2000)認為，庫存和成本的縮減可以通過有效利用信息分享得以實現。在建立的結構方程模型方面，Mishra & Shah(2009)認為新產品開發將受益于供應商、顧客和跨職能參與的協同努力;Nyaga et al(2010)強調協同努力對總客戶滿意度的影響;Ramanathan & Muyldermans(2014)[3]側重于需求信息對協同預測的影響;Ramanathan and Gunasekaran(2013)注重分析供應鏈合作對長期合作關系成功的影響。

　　第二類是仿真模型。Cheung et al(2012)創建了一個以知識基礎的仿真模型，該模型有助于指導形成長期成功的供應鏈合作關系。Chan and Zhang(2011)建立了協作運輸管理的仿真模型，該模型有助于辨別運輸協作的潛在收益。Angerhofer & Angelides(2006)創建了一個評估供應鏈合作績效的仿真模型，并分析了股東，拓撲結構，協作水平，支持技術，企業戰略和業務流程等六因素對供應鏈合作績效的影響。Kim and Oh(2005)同樣提出了一個績效測度模型，該模型可以檢驗不同決策過程對協作型共影響績效的影響。Fu & Piplani(2004)建立了一個評估供給方合作的仿真模型，該模型認為供給方合作可以提高分銷商的績效。

　　除了上述兩大類供應鏈合作模型外，還有一些學者從不同視角也提出了一些供應鏈合作模型。Singh & Power(2009)的模型認為，如果供應商和顧客建立協作型關系，企業績效將會提升。Caridi et al(2005)創建的多代理模型表明多代理系統可以被用來優化供應鏈合作。Stank et al(2001)建立了一個物流服務績效模型，該模型觀點為與其他供應鏈成員合作可以提升物流服務水平。McCarthy & Golicic(2002)在其創建的協同預測模型中提出，供應鏈合作有助于提高整個供應鏈的效益。

　　4 供應鏈合作的績效

　　Kim & Oh(2005)利用系統動力模型識別在三種不同情境下協作型供應鏈的績效：生產企業主導的供應鏈，供應商主導的供應鏈以及平衡的決策。研究結果表明平衡型供應鏈合作會產生高收益。Angerhofer & Angelides(2006)創建了一個系統動力模型評估供應鏈合作的績效。六個構成要素――股東、拓撲結構、協作水平、支持技術、企業戰略和流程的影響在供應鏈上測度績效被測試。Ramanathan(2013)使用AHP模型基于使用供應鏈信息比較了兩類企業的績效。研究結論表明，在供應鏈上使用頻繁的信息交換的企業由于在規劃和預測上不斷提升而受益。

　　一些研究者發展了理論框架，利用平衡積分卡從許多績效視角測度方法來測度績效(Chen & Paulraj， 2004)。但是非常少的一些研究者開創了供應鏈的標桿(Simatupang & Sridharan， 2004; Ramanathan， Gunasekaran & Subramanian， 2011)。來自于文獻中證據證實評估供應鏈績效的主要測度方法包括成本、質量和響應性。在最近的文獻中，預測準確性也被用作在供應鏈合作中信息適度使用的一個指標(Ramanathan & Muyldermans， 2010)。同時，缺乏信息交換對于上游供應鏈成員會造成更大的需求預測偏差(Yu et al， 2001)，它也是供應鏈問題的清晰體現。Chen & Paulraj(2004)試圖創建一個概念性框架以了解與供應鏈管理相關的問題和機會。

　　基于上述文獻梳理，現有研究存在相關文獻數量不多，研究框架不夠清晰，研究內容比較分散，研究深度不夠等不足。基于此，本文認為未來關于供應鏈合作的研究應該集中在從以下幾方面：(1)構建供應鏈合作的研究體系，明確供應鏈合作的各組成部分并明晰他們間的邏輯關系;(2)供應鏈合作與供應鏈物流績效間的關系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以明確供應鏈合作促進供應鏈物流績效的機制和機理。

　　參考文獻：

　　[1] 柴國君，李丹. 內蒙古陸路口岸物流集聚區發展研究[J]. 財經理論研究，2014(2)：77-80.

　　[2] 王雪瑞. 我國生產性服務業成長與發展現狀研究[J]. 財經理論研究，2013(5)：4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