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人力資本將取代物質資本并對經濟增長起到重要作用。但是這一重要作用必須在成熟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才能充分發揮，在市場經濟體制還不是很完善的中國，人才和教育并不能立即轉化為人力資本。人力資本戰略作為一個國家的長期發展戰略，始終貫穿于經濟發展的各個階段。中國在經歷從低收入國家到中等收入國家的跨越后，正面臨向高收入國家跨越的嚴峻挑戰，即面臨所謂的世界難題———“中等收入陷阱”。中產階層的培育與發展是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所在。基于政治、經濟和社會的“三維”視角，論證了培育中產階層確實非常有必要，而美國、日本、韓國及拉美國家的相關經驗教訓為此提供了國際證據。

　　關鍵詞：中產階層中等收入陷阱發展戰略“三維”視角

　　一、中國面臨“中等收入陷阱”挑戰

　　“二戰”以后，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東南亞的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菲律賓等經濟增長速度較快的國家，其人均國民收入水平在實現從低收入水平向中等收入水平跨越后，一直無法突破10000美元、進入發達國家行列，這種現象被世界銀行稱為“中等收入陷阱”。迄今為止，世界上只有少數幾個經濟體如日本、韓國以及中國的臺灣和香港在較短時間內迅速從中等收入行列跨入了高收入行列。其中，從中等收入國家跨入高收入國家的僅有日本和韓國，完成這個跨越，日本花了大約12年時間，韓國僅用了8年時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國家，其經濟發展起步甚至比韓國更早，但長期以來一直沒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回顧近30多年來的發展歷程，中國從貧困國家步入中等收入國家的戰略是十分成功的。世界銀行數據顯示，截止到2010年底，中國人均國民總收入（GNI）為4260美元，已經達到上中等收入水平。國際經驗表明，這個階段往往是矛盾與風險凸顯的階段，將面臨諸多的挑戰。林崗等（2011）認為，該階段存在九大挑戰：高儲蓄率可能發生調整，勞動力成本趨于上升，科技創新難度增大，工業規模擴張難以持續，外需拉動作用減弱，資源環境硬約束強化，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社會矛盾明顯增多，體制改革更加復雜。與已經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經濟體不同的是，中國仍處于經濟高速增長的進程中，但經濟增長的約束條件也在不斷增多。孔涇源（2011）指出，目前，中國“中等收入陷阱”風險日益凸顯：經濟增長后勁不足，“失速”風險增大；金融深化不足，風險過于集中；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特別是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持續拉大；公共服務總體不足，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公共服務發展嚴重不均；對低成本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有著慣性依賴，經濟結構調整難度越來越大。應對“中等收入陷阱”風險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一個難以回避的戰略性難題。

　　二、形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世界銀行指出，拉美、東南亞一些國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直接原因是：這些國家作為商品生產者，面對不斷上升的工資成本，始終掙扎在大規模和低成本的生產性競爭之中，不能有效提升價值鏈和以知識創新、服務為主的高成長市場。既無法在工資方面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尖端技術研制方面與發達國家競爭。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表明，這些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是：收入分配不公；產業結構制約；對外貿易不平衡；存在金融系統風險。中國學者高世輯、卓賢（2011）、林崗（2011）、陳湘源（2011）、孔涇源（2011）、劉偉（2010）等學者認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存在以下問題：發展戰略錯誤（包括產業結構升級緩慢，過度依賴國際市場）、宏觀經濟不穩定（包括金融體系脆弱，過度依賴外資）、要素升級遲緩（包括科技創新不足，勞動力素質提高不快）、收入分配不公（包括貧富分化加大，基尼系數過高）、制度創新滯后（包括腐敗叢生，政府效率低下）等。

　　三、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觀點評述

　　部分學者對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性戰略進行了研究，并形成了以下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是“轉變發展方式”（劉偉，2011），第二種觀點是“提高全社會的人力資本”（高世輯、卓賢，2011），第三種觀點是“經濟結構能否實現戰略調整，社會結構能否順利轉型”（馬曉河，2011）。

　　（一）轉變發展方式觀點。轉變發展方式與其說是經濟發展的原因，不如說是經濟發展的結果。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與一定時期經濟社會條件相匹配的，體現出階段式特征。以中國經濟四個成長階段（低收入階段、下中等收入階段、上中等收入階段和高收入階段）為例，從成長驅動力角度概括，其階段性特征表現為“市場驅動”、“要素驅動”、“效率驅動”和“創新驅動”

　　（鄭秉文，2011），目前我國已經從“市場驅動”（低收入）、“要素驅動”（下中等收入）跨入到“效率驅動”（上中等收入）階段。其中，“市場驅動”、“要素驅動”和“效率驅動”發展方式都是當時經濟發展條件下的必然要求，即改革開放之初，跨越“貧困陷阱”的經濟社會條件選擇了“市場驅動”方式，進入下中等收入階段，低成本勞動力等要素稟賦的經濟社會條件選擇了“要素驅動”

　　方式，到了上中等收入階段，市場競爭的白熱化使“效率驅動”成為該階段社會條件下的必然選擇。由此看來，發展方式的轉變并不是經濟發展的原因，而是經濟發展的結果。

　　（二）提高全社會的人力資本觀點。舒爾茨（1992）認為，人力資本是體現在勞動者身上的一種資本類型，它以勞動者的數量和質量，即勞動者的知識程度、技術水平、工作能力以及健康狀況來表示，是這些方面價值的總和。人力資本是通過投資形成的，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人力資本將取代物質資本并對經濟增長起到重要作用。但是這一重要作用必須在成熟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才能充分發揮，在市場經濟體制還不是很完善的中國，人才和教育并不能立即轉化為人力資本。人力資本戰略作為一個國家的長期發展戰略，始終貫穿于經濟發展的各個階段。筆者認為，在由中等收入跨入高收入的特殊階段，任何國家都應該有更合適的重大戰略，因為從政治條件和社會條件視角看，人力資本的觀點并不能回答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提出的問題。

　　（三）經濟結構能否實現戰略調整，社會結構能否順利轉型觀點。這一觀點實際包括了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兩個方面的內容，是兩個方面的戰略。由于相關學者沒有對二者之間的聯系進行論證，且該觀點忽視了從政治角度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問題的考察，因而是不完善的。

　　四、基于政治、經濟和社會“三維”視角的中產階層培育與發展

　　中產階層培育、發展是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從以往的研究文獻來看，對中產階層的闡述多是由社會學家在社會學層面完成的，經濟學家對這個問題的論述極少。馬曉河（2011）提出：要為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培養以中產階層為主體的“橄欖型”社會，以促進中國由生產型社會向消費型社會過渡。但是該研究沒有在理論上對這個問題作進一步的探討。筆者從政治、經濟和社會視角構建了“三位一體”的理論框架，對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問題進行了深層次的思考。

　　（一）“三位一體”的理論框架

　　1.政治視角

　　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政治是為經濟服務的，合適的政治體制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提條件。中產階層是政治改革的溫和派，一方面，其所代表的政治改良方案能夠被“威權政治”所接受，另一方面，中產階層的經濟和社會地位是貧困階層所向往的，因而其有利于上下層縱向流動的政治改良方案能夠得到貧困階層的支持。對中國而言，中產階層在未來將成為占人口比例最大的人群，其政治傾向和利益訴求正好契合“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的內在要求，培育、發展中產階層有利于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可以為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奠定基礎。

　　2.經濟視角

　　中產階層的經濟本質是人力資本的載體，更準確地說，是人力資本的所有者集合。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的最大區別在于：物質資本可以通過集聚和集中對勞動力產生替代與排斥效應，導致要素分配格局發生變化，即資本報酬比例上升、勞動報酬比例下降，其導致的直接社會后果是貧富分化；人力資本是分散的，他的所有權不能讓渡，不會對勞動產生替代和排斥效應，相反，在知識經濟時代，人力資本可以實現對物質資本的替代，使得人力資本在分配格局中的報酬占比越來越高、物質資本占比越來越低，進而逐漸縮小貧富分化差距。

　　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在需求結構上，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主要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二是在產業結構上，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主要依靠第三產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帶動轉變；三是在要素投入上，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粗放式增長模式向主要依靠集約式增長模式轉變。作為人力資本的載體，中產階層的作用是將三個方面的轉變內在地統一起來，在需求結構、產業結構和要素投入結構升級三個方面，同時推動經濟轉型和發展方式轉變。

　　中產階層的培育、發展對需求結構升級的作用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中產階層的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上升，這意味著其消費占總需求的比重提高；二是中產階層的消費傾向高于富裕階層和貧困階層，中產階層隊伍的擴大直接推動其消費占總需求的比重提高；三是中產階層主導的全社會消費向休閑、娛樂等服務消費轉變，推動需求結構升級；四是為保持人力資本的邊際報酬遞增和人力資本質量提高，對教育和科技等生產型服務業的需求將不斷上升，進而推動社會需求向生產型服務消費主導的結構升級。

　　中產階層的培育和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應置于國際貿易格局和國內市場變化的背景下來考察。

　　歐美過度消費、債務危機和再工業化以及我國勞動力、資源價格上漲、匯率上升等因素導致的成本上升以及發展中國家出口貿易國際競爭加劇，使得國際貿易格局發生劇烈變化。中國在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高端產品貿易和低附加值、勞動力密集型的低端產品貿易兩個領域將同時受到競爭的擠壓，唯有科技含量較高、成本相對低廉的產品在國際市場才有出路，并且在國內市場替代一部分進口。目前，中國人力資本與普通勞動力的相對價格還是不高，仍然具有競爭優勢。應通過培育和發展中產階層，讓更多數量和更高質量的人力資本進入各個產業部門，加大人力資本對物質資本的替代程度，實現產業結構升級。

　　3.社會視角

　　通俗地說，中產階層就是白領階層，是設計人員、工程師、技術員、技術工人、管理人員、咨詢師等知識階層和技術精英及其管理隊伍。中產階層的不斷發展壯大，意味著生產要素投入結構中人力資本的比重在上升，物質資本和其他物質資源消耗在降低，生產中科技水平和人的素質在提高。一定物質和能源消耗所生產的產品升級、質量提高和數量增加，正是微觀層面經濟增長從粗放模式向集約模式轉變的有力證明。

　　中產階層對社會穩定具有巨大作用，而社會穩定是一個國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條件。社會動蕩不安會引發人們對生活的焦慮、對未來失去信心，會引起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外逃，同時加大生產、交換、消費的交易成本，導致產品成本上升、產品競爭力下降。社會動蕩是由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社會嚴重不公釀成的。人力資本具有邊際報酬遞增的特點，這意味著人力資本的市場價格會不斷走高、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在一次分配中的差距將逐漸縮小。隨著中產階層隊伍的發展壯大，全社會的收入分配差距會越來越小。可以說，中產階層是天然的社會穩定器。

　　（二）國際證據

　　1.美國、日本、韓國的成功經驗

　　美國被稱為世界上第一個中產階層社會，其中產階層人數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達到70%～80%。從20世紀初期開始，美國“新式中產階層”就把眼光放在了商業上，著重于追求商業利益，這種擇業趨勢在“二戰”

　　以后尤其明顯。隨著“二戰”后高科技發展和信息時代的來臨，美國中產階層把眼光投向了IT業或與新技術相關的產業，可以說中產階層對美國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轉型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美國中產階層的發展壯大促進了生產型服務業的強勁增長，促使美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

　　日本是東亞地區人均國民收入最早跨越到高收入行列的國家。1972年，日本中產階層人數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超過70%，對日本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由投資、出口帶動向消費主導型轉變以及日本由此迅速邁入高收入國家起到了關鍵作用。

　　按照世界銀行標準，韓國在2002年從中等收入國家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1992年，韓國中產階層人數占到全國總人口的比重高達75.2%。中產階層人數的增加直接推動韓國從中等收入國家跨越到高收入國家。此外，韓國政府20世紀70年代實施的“新農村運動”以及80年代末實施的《最低工資法》，對縮小國民貧富差距、促進中產階層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2.拉美國家的教訓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拉美國家的平均基尼系數達到0.52，以巴西為例，巴西兩極分化非常嚴重。1960年，該國的基尼系數達到0.50，1995年更是高達0.60。1999年，占全國總人口1%的富人已經擁有全社會53%的財富，而占全國總人口20%的貧困人口僅擁有全社會2.5%的財富。由于兩極分化嚴重，巴西中產階層隊伍一直無法壯大，嚴重阻礙了巴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參考文獻】

　　[1][美]C.萊特·米爾斯。周曉虹譯。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

　　[2]陳湘源。國外應對“中等收入陷阱”的經驗與教訓[J].當代世界，2011（12）。

　　[3]孔涇源。“中等收入陷阱”的國際背景、成因舉證與中國對策[J].改革，2011（10）。

　　[4]高世輯，卓賢。“中等收入陷阱”：教訓與啟示[J].廣西經濟，2011（11）。

　　[5]林崗等。邁過“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國戰略[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1.

　　[6]劉偉。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在于轉變發展方式[J].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11（1）。

　　[7]馬曉河。“中等收入陷阱”的國際觀照和中國策略[J].改革，2011（11）。

　　[8]馬巖。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及對策：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國際視角[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11.

　　[9]舒爾茨。論人力資本投資[M].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2.

　　[10]石慶環。20世紀美國中產階級的結構變遷及其特征[J].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4）。

　　[11]世界銀行。2010年世界發展報告[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

　　[12]王浩斌。中產階級在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中的歷史地位[J].青島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1）。

　　[13]趙朝。我國中產階級理論研究經緯觀照[J].通化師范學院學報，2006（5）。

　　[14]鄭秉文。“中等收入陷阱”與中國發展道路[J].中國人口科學，2011（1）。